Danny部落格

像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早晨，我发现了我不可思议的左手。　　清晨四点半，拉开落地窗，仍旧是一片无法聚焦的黑暗。窗外的一切无声地移动，事实上窗内也是没有声音的，每样东西都站定在原本的位子上，静静地过了一整夜。　　妻子还在睡。我年轻的时候很懒惰，后来到了不得不照顾身体的年纪，发现只要以妻子为目标，什么都不用思考，只要比她勤劳就可以达到养生的效果，就能活得更久一点，甚至活得比她久。从此以后，我比她早起，吃完饭比她早洗碗，任何事都抢先去做。可是我不会全部处理，我只是先做一部分，或者做一半之后就不做了，剩下的还是交给妻子去完成。　　不过今早当我走到浴室盥洗，把冷水打在脸上的时候，我感觉远方隐约有什么东西在沸腾，慢慢地靠近，然后像巨大的蝉声在天亮之前从窗外震动进来。虽然那声音很快就平息了，但我连脸都还没擦干就赶紧走回房里，问妻子有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　　她一如既往地说，你起床了啊，表示什么也没听到，接着起身到厨房，为一家人准备早餐。她先为我端来一碗温热的豆浆，放在客厅桌上。我不停地以汤匙搅拌豆浆，沉思那个声音。或许是地鸣吧。我拿起遥控器打开电视，紧盯着新闻台，包括国外的CNN、BBC，然而都没有任何关于地震的消息。　　大约过了一小时，儿子和媳妇起床。像事先商量好的一样，他们总是一起从房间开门出来。儿子高大又安静，有他爷爷的体格，他照例在餐桌上打开他的笔记本电脑收信。媳妇则去帮妻子，不过通常妻子已经快准备好每件事。没多久，四岁小孙子也起床了，他有早起的好习惯，儿子为他打造了一个专属的梦幻房间，堆满玩具和童书。不过我还是觉得，这年纪的小孩就该跟妈妈一起睡，而不是爸妈每天睡一起。　　我们开始用餐。自从小孙子出生后，一家人都过着这样的早晨。　　“爷爷好厉害。”小孙子看我用筷子夹起一颗土豆，“爷爷，你为什么跟大家拿不同边？”　　这时我才意识到筷子是在我的左手上，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地看着自己的左手。全家人都是右撇子，儿子是医生，他一定看到了吧，看到我用左手拿筷子了吧。果然他问我了。　　　　“爸，右手不舒服吗？是关节发炎？还是肌腱发炎？”说完儿子已经挽起衣袖要帮我看看。　　我怎会懂得关节发炎跟肌腱发炎的区别？而且即使右手废了，也不代表左手就可以俐落地拿筷子。关键在于左手，而不是右手，怎么连这点逻辑都搞不清楚。　　我将筷子换回右手，顺便夹了几道菜试试，并无任何不妥。　　“没什么。刚刚喝豆浆，右手有些烫到罢了。”　　妻子和媳妇随即继续她们的话题，她们每天无话不谈，反而更像一对母女。平时不太说话的儿子，也被她们聊的内容吸引过去。此时我的注意力全在我的左手上，这个时候我还没发现自己身上的变化，不晓得左手已经开始了无法逆转的过程。我真正了解我的左手，也是从今天开始。　　饭后我还是有点担心，在客厅反复做一些伸展动作。儿子出门到荣总看诊前，我向他询问中风的症状。　　“会麻痹、晕眩、恶心、复视、视力模糊、走路困难、行动迟缓、一边身体软弱、流口水、说话不清楚或听不懂别人说的话、丧失时间感和空间感，各种症状不一而足，会因出血部位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症状。爸，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他站在玄关说，并提醒媳妇在家要注意我的情况。　　“也不是不舒服，只是觉得年纪大了多少该注意点。”我说。　　儿子像背书一样念了一整串症状给我，还是觉得话不投机，但我好像听到关键词了：“一边身体软弱”。我回到房间的桌子前，假装伏案，右手和以前一样能流畅地写字。我放下笔，右手拿起一叠书，力气也没有减弱，告诉自己别太在意。　　不过当我又看着晾在桌上的笔时，心想还是尝试看看，或许会知难而退，结果却极其自然的，我第一次用左手写出我的名字。那感觉真是不可思议，虽然和右手的笔迹完全不同，却同样整齐、迅速，有自己的结构原则，就像是另一个人写出来的字一样。接着左手写其他字也都没问题。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还是不经意地用左手拿起筷子，当下发现后赶紧将筷子递给了右手，这次家人则没注意到我的异样。我一边咀嚼，一边详细推敲身体每个部位最近的情况，没办法专心吃饭，因此有些腹胀。　　下午妻子和媳妇一起到复兴南路的Sogo百货，去逛超市，她们对琳琅满目的食材总有浓厚的兴趣。我则留在家看小孙子。他在客厅的地板上玩一只暴龙。原来暴龙一只手只有两根指头，如果暴龙也会数数的话，大概是四进位的吧，只需要0、1、2、3四个数字，就能标记所有整数。DNA的编码就是四进位制。　　我开始冷静下来，终于有自己的时间可以好好处理左手的问题。我坐在客厅沙发仔细回想，从前阵子开始，似乎已经有征兆。比如背上一个过去双手都抓不到痒的地方，现在左手可以轻易抓痒;还有以前都用右手扭干毛巾，现在用左手扭干还比较顺;今天也是左手拿汤匙喝豆浆，左手拿遥控器转台。　　我的右手没有退化，若真想用右手，还是可以正常使用。右手依旧维持过去的水平，只是左手变得更为主动罢了。这样的左手就好像天上的什么突然降临到我身上一样，当然不是我的一部分。我原本的左手被换掉了，被换成某个左撇子的左手。我得赶快找回我平凡的左手才行。甚至不只是左手，我感觉整个左半边都不约而同有了些微的变化，身体的支点在往左偏移。　　晚餐前家人陆续回来，妻子和媳妇今天从超市买了不少生鲜，逐一煮好端上桌。我左手舀起汤，看到了几片肉;我把汤匙放下，肉片就又沉下去。　　以前传统市场直接陈列许多动物的尸体，虽然卫生条件堪虑，但起码让人知道食物是怎么来的。现在动物都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被一种高度文明的手段给仔细地处理了，超市架上只放着一盘一盘整齐干净的食材。也许正因为生活中缺乏关于死亡的启蒙，我们变得不珍惜食物，也不珍惜生命，取而代之的是轻易的死、残忍的死、数据的死、艺术的死，填补我们对死亡的想像。 　　小时候的双连老家，还有整片的稻田和沟渠，我经常在那里目睹生命的代谢。门口拴的老狗，破壳而出的小鸡，田埂踩碎的蜗牛，屋檐下张嘴的燕子，天空下死去的老鹰。我曾送走了祖父母，送走了父母，现在我也要送走自己了吗？我是否行将就木了？左手的情况也许是种回光反照。整晚我都想着这些事情。　　第二日，我照样比妻子早起，天也还没亮。我得尽快在家人都起床前了解左手“复原”了没有。从盥洗、如厕、刷牙，简单热了豆浆，到最后决定一个人先吃早餐，整个过程左手都不断采取主动，而右手就像是个安安静静的家伙在一旁静默着。于是我带着和昨天一样疑惑不解的心情，迎接家人起床。　　他们吃早餐的时候，我站在客厅，看着落地窗外缓慢移动的车子。距离越远，看过去就越缓慢。我回答妻子说，起床太饿所以先吃了。儿子听到后，边嚼饭边肯定我说，“爸这么做就对了，饿了就别忍耐，对胃比较好，尤其早餐，都空腹六七个小时了。”我不想回话，静静看着窗外。　　下午到附近的仁爱国中运动。我一边在操场走着一边望着白天的月亮，心想没有比它还孤独的了。我顺便问了几位同辈的邻居，有没有左手突然变得好使的情况。　　一位绑马尾，几乎每天都来运动的高壮老汉，他一边拿毛巾擦汗一边说，年轻时做过粗重活，老了神经发炎，右手的拇指无法弯曲，连绑橡皮筋还得用左手绑。他说自己现在也很依赖左手。　　另一位卧蚕有疤痕的老太太说，她洗肉粽叶，都要把头尾剪掉，不然容易藏污纳垢，但一直用右手剪，手会酸，速度也会越来越慢，所以想到换左手剪，这样就可以剪很快不用休息。　　可是这些都不是我的情况。我没有刻意训练左手，右手也没有受伤或退化，唯一的变化就只是，左手现在也能做右手所做过的任何事。　　我曾经从事相当倚赖右手的工作，很简单，就是算数。所谓的“工程数学”就是一些连建筑师、工程师都觉得复杂的计算问题，他们先填好数据，然后交给我们商社来处理。举凡电梯、吊车、隧道的负重安全系数，建筑物的建蔽率、容积率，或者车床、模具的精准对接，交通工具的流力、压力、G力、摩擦力等等。总括来说，我的工作就是去找出物体的“临界点”，只有知道了“临界点”，才能去估量这个物体的实用性和商业性。在十大建设的年代，我们商社赚进不少钱，海内外很多知名的建筑物，都曾经只是我们桌子前的一堆数字。　　1970年代计算器开始普遍之前，数学再好，也只能心算、笔算或者选择速度更快的珠算。之后当我看到后辈使用计算机很快算出各个工程项目时，我知道自己该退休了。透过计算机计算确实更快速安全，我没有理由占据位子。工作了那么多年，对于“获得”什么正解我已经厌倦了，我想要的是无法估量的“感受”。有时候我获得很多，却没有任何的感受;而有时候我感受到很多，却什么也没有获得。　　我有自己对数字的品味，总之不是那种会说出“质数是不受任何支配的完全独立的数”或是“虚数是严谨的虚无”的那种算数者。我更在乎数字的实用性，而不是数字的哲学意义。数字就是数字，对我来说只是如此。　　现在一家人所住的大楼，是我退休前接的最后一笔工程。这栋大楼也是我用最高标准去计算检测的大楼，到现在还记得每个角落的向量、梁柱比、钢骨结构的参数，一切都像是昨天才计算过的一样。　　回到家之后，我想着今天操场的事。也许就像一场运动竞赛，左右手从我们出生后就开始较劲，都想胜过另一方主导对方。我目前的状态，就只是左手终于等到它胜出的那一刻罢了。也许很多人的寿命，都还不够等到这一刻的出现。我试图这样安慰自己。　　可是右手怎么这么安分，安分到都忘了它的存在。　　洗澡前我对着连身镜，不断往镜子的里头瞧。左手右手，左脚右脚，左边的身体，右边的身体。除了老了一点，都还是我的身体。　　一个礼拜后，我决定到大医院检查。这阵子不断被迫去适应我的左手，生活上的左右失衡已经让我失眠。我害怕左手会在我睡着后不自觉地活动起来，去做它任何想做的事。甚至手这种东西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都已经让我产生困惑。我甚至悲观地认为，我已经失去了原本的左手，现在是两只右手。　　脑神经内科的医生告诉我，有一种“异己手综合症”，通常发生在大脑受损或者遭到感染之后，症状是其中一只手会做出不受意识控制的动作，甚至和意识的命令唱反调。就像右手正在写信，左手开始把信撕掉;或者右手正在按电话号码，左手就把电话挂上。医生停顿下来，看着我的左手。他说，虽然我的左手因不名原因变得更加灵活，但由于我是“有意识地使用左手”，尚不能视为一种病理表现，必须详细检查之后才可以判断。　　我平躺在一张床上，被送进核磁共振的管状结构中，类似烤竹筒饭发出的劈啪声，机械的噪音如同经文缠绕全身，像正在进行一场驱邪仪式。我更笃定我的左手现在是个魔鬼，旁门左道的异类，我一定要想办法把它从我的身上驱逐出去！　　等待报告的过程相当难熬。如果突然变成左撇子是某种潜在疾病的征兆，那么现在的我其实已相当危险了。长久以来我都恐惧一种东西，死亡。除了阿爸阿母很早就往生了以外，之后我的家人和周遭的朋友，每一位都还健在。也就是说，死亡这种悲剧性的东西，已经很久被挡在我的生活圈外了。可是，这就好像所有人都站在悬崖边上，终究有人会先往前跨一步吧？悬崖本身什么都不用做，一切就会持续进行。谁会先离开？谁目前最可能离开？这种还没有人死却又必然会有人死的设定，简直是个恐怖平衡。　　我持续睡不好。每当失眠，就会感觉到身旁的人活生生地呼吸着。如果对方是顽强的符合生命韵律地活着，那么自己现在又是什么情况？失眠就是这样的状态。看着妻子睡着的样子，我怜悯我们两个。　　我在马祖当了三年兵回来，进入前辈介绍的工程计算商社，因而认识了妻子。妻子是一个人来台湾，在大陆时她就已经是孤儿，因此三通后也从未回去。她曾对我说，自己是真的什么也没有地来到这个世界上。虽然苦过一阵子，但后来她很幸运地被社长夫人认作干妹，在商社帮忙递件还有“管纸”。不管是绘图还是计算，商社每天都耗费大量的纸，那时候社内很多人追求她，由于我经常把算过的白报纸用橡皮擦干净后反复使用，于是妻子开始注意到我。 　　刚交往的日子，我把每个式子都写得很漂亮，算数对我而言变成类似素描般浪漫的东西。我想在那时候，数学被我放逐了，在没有生命的地方没有生命地自动运算着。可是结婚之后这些数字又全部回来了，从工作到家庭都紧跟着我，就像是组成我身体密度的东西一样。退休后我有比较多的时间和妻子互动，大概除了新婚前后，就是现在两个人感情最好。世界上最了解我的人也确实是妻子。　　检查的事我并未让家人知道，打算等报告出来，有个结果后再告诉他们，免得妻子这段时间陪我操烦。几次她半夜醒来看我没睡，问我是不是哪不舒服了？这年纪最常被问的，就是哪不舒服吧。可是妻子不会像儿子一样很有条理地设想好每一步，她只会在没有开灯的房间，挪移身子靠近我，然后什么也不再多说。　　妻子睡着后，我的左手连同那些负面的想法重新热络起来。死亡是怎样的一种东西？一个动作、一件物体、一块地方，或者只是一堆数字。现代医学确实使人类的平均寿命延长了三四十年，可是这个漂亮的数据其实是大量减少了早夭的婴幼儿，也就是说成年后的平均寿命，很可能只是有限地增加几年而已。一想到这里，黑夜就从遥远的地方透过窗子进来，真正吞噬了我。　　几次我已经做好准备，等待最糟糕的结果。候诊区内，我看着自己的掌纹，双手极不协调，右手的生命线很长，左手却相对的非常短。它总是在不断加深我的不安。然而，随着检验报告一一出炉，我反而疑惑不解。医生统整各项数据之后告诉我，不管是脑部还是其他检查，全都正常，左手的问题很可能只是心理因素。　　可是为什么左手的肌肉和骨架也有跟着调整的感觉？我急着问。心理因素的说法显然说不过去。医生拿下口罩说，人的身体还有许多医学尚不清楚的机制，病患太有科学精神，对身体的每个现象都要追根究底，只是增添不必要的烦恼。　　看来我试图从医院找出变成左撇子的原因，是行不通了。不过至少可以确定没有立即的生命危险，这是现代医学可以老老实实回答我的。从医院回来后，我照医生的建议，将左手的问题转往别的方向寻求解答。如果不是疾病，会是遗传吗？从小我身体较差，有气喘的毛病，上小学才逐渐好转。阿母讲过，我对数学的兴趣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虽然我有点年纪，但从来没受过日本教育，是“光复”后第一届的小学生。那时我发现只要数学好，即使国语不好，师长们也不会苛责你。逐渐地，我在数学之中，不需要任何语言，各种和语言有关的问题和纷争，在我身上都不重要了。所以我的求学生涯，从未遇到什么无礼或者不可忍受的事情。　　身为长子，常要教阿弟们功课，我还记得他们右手拿笔的样子。下午打电话给久未联络的三个弟弟，他们也都退休在家，很快就接了电话。一开始都不太明白我想说什么，最后我不得不说，是为了孙子惯用手的问题在烦恼，这才聊开来。他们仍然是右撇子。我又问，家族中有谁是左撇子吗？但我们实在想不出有谁了，那些我不太熟的侄儿侄女，还有他们更小的小孩，也都不是。　　我们还聊了很多事，小时候彼此感情很好，远比现在我和儿子之间的相处好太多了。只是建立新家庭，难免要淡出原本的家庭。我是家中最晚婚的，他们一个个结婚后，虽然还是常见面，但总感觉彼此之间，已经在火车站说过莎唷那啦。　　我们都记得阿爸是右撇子。他是火车站的聘工，总是右手拿着榔头，在铁支路上巡逻。当阿爸高大健壮的时候，日本人对他视而不见，警察和消防都没考上。大战开始后，即使战事再吃紧，日本人也从未征召过他。战后第二年他就过世了，显然日本人是对的，阿爸有肺结核。　　阿母也是右撇子，我一直记得她抱着阿弟的姿势，还有她右手拿菜刀撮米酒瓶盖，边炒菜边和我们说这样比较好洒米酒。为了把我们养大，她辛苦工作，在我从台北工专毕业那年，她突然病倒，很快就离开了我们。我们四兄弟各差一岁，差不多都可以开始找工作过活了。他们都和父亲一样有健壮的体格，也打拚出不愧对自己的人生。　　儿子自我为中心的个性，可能和独生子有关。他这方面像我，但没有我和这么多兄弟相处的经验。让儿子一个人长大，是我和妻子对他的亏欠。我也想过如果我们多生几个的话，那感觉就比较像爱自己，而不是爱自己的子女。失去了一个孩子，幸好还有其他孩子，兄弟姊妹之间就像是彼此的替代品，这种补偿心态是我难以认同的。所以我接受了只有一个孩子，然后只爱这个孩子。　　正因为父母过世得早，当然我就不可能见过父母逐渐变老的模样，也就不太清楚所谓的“老”是一个怎样的过程。也就是说关于“老”这件事，我从未被教育过。人是怎么变老的？我只能笨拙地透过自己身体的感受来理解。　　现在我比较欣慰的，就是我的老化、我的病痛、甚至我的死亡，可以让子女日后面对这些人生必然经历的不幸时，有一个参照的前例。　　可是最近他们夫妻打算搬出去，这让我有些措手不及。　　“能看着爸妈变老，好像也很不错。”昨晚用餐时，儿子有感而发。媳妇沿着这个话题，提到他们最近开始到天母看房子。　　她觉得住在敦化南路距离荣总太远，先生每天上班不方便，希望能就近搬到天母，而且那边的私立小学都是双语教学，或至少加长了英语课的时数，对小孩的教育会比较好。她对我和妻子说：“一家人还是住在台北啊，开车啦，或是搭捷运，很快就到了嘛。我们也会常回来看爸妈。”　　我知道他们任何事早在房里商量过了，媳妇的意思就是儿子的意思。他们大概也已经先问过妻子的意思，妻子也不反对，一直和我说确实见面还是很方便。　　媳妇有一种新时代女性的自信，就像杂志上刊登的那样，一切现在认为好的事情，只要她知道的就会去做。儿子同样西装笔挺，任何一件穿在身上的衣裤，他尽量是自己处理，随时随地都像刚烫过一样，可以明显看到那条熨斗的褶线。他很细心打理自己。　　他们都爱自己，丝毫不委屈自己，每次努力完都会犒赏自己。我相信他们会是同辈眼中最好的朋友，最好的倾听者，有什么活动都不缺席。也就是说，他们这一代的人吧，同辈之间的互动相当紧密，可是却与上下年龄层的人切割开来。 　　过去我也对自己的穿著很讲究。不过退休以后，我不再像青壮时那样，把所有的钱都花在自己和家人身上。我反而愿意拿出更多钱去帮助别人。以前觉得要帮助一个人，应该要给他钓竿，而不是钱。可是现在我会直接捐款。钱是一种中介物，不介入彼此的任何方面，对对方反而是一种尊重。教导别人一套谋生的方法，太自大了，每个人的困境只能自己去突破。　　他们表示已经有看到喜欢的房子，现在又像在等待我的答案，好像非知道我对于搬家的看法不可。他们也给了我和妻子一个小孙子，或许他们还年轻只是想要有自己的生活空间，我想我没有理由阻挡他们。　　这阵子我的注意力一直放在左手上。就像是身体内有无数的沙包，原本这些沙包放在右边，但有一种极小的工人每天搬一点搬一点，从右边搬到左边，无时无刻地进行，终于在我七十三岁的时候，完成了左右对调的工程。可是，我忽略了儿子和媳妇，也每天一点一点地搬离这个家。偶尔我会注意到原本该在哪个位置的东西，怎么不见了。妻子就会提醒我，儿子拿到新家去了。　　家里的摆设，我最喜欢客厅那台Dyson无叶片风扇，今年夏天整天吹着它。我常捏小孙子的脸颊，他也敏感地发现了我身体上的变化。小孙子说：“以前都是这边比较痛，现在是另一边比较痛。”他思考了一下，“爷爷现在左手比右手还有力气。”事实上“捏脸颊”对两手而言，都只要花一点点力气就可以轻松做到，而小孙子的脸居然能感受到这么细微的差别。　　先有小孩才有父亲，这比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好解决多了。没有小孩以前，我们都是孩子。我的儿子让我成为父亲，我的小孙子让我的儿子成为父亲，也让我成为爷爷。　　“爷爷我们来比腕力。”小孙子突然说。　　“那你用两只手，我用左手让你。”我顿了一下回答。　　“好啊，爷爷跟我一样趴下来。”　　“那要开始啰。”我弯下身子，趴在地毯上，“爷爷不可思议的左手来啰。”　　小孙子是真的想用全部的力气扳倒我的左手，几次之后他就累了，很快地躺在地上睡着了。更准确地说，是睡在十六楼，他从小在十六楼高的地方长大。　　我站在客厅的落地窗前，眺望午后的台北。十几年前房价还没这么贵，当我接到这个案子，仔细计算过整栋大楼之后，决定退休，用退休金和一半的积蓄买下这里。那时我认为这会是台北最坚固的大楼，一个让全家安身立命的地方。　　这里应该是比什么都美好的地方才对。　　儿子昨晚已经住到天母。他说新家还要布置一阵子，加上装潢的各种异味还没散掉，打算全部安顿好之后再接孩子过去。他一向认为居家设计使得空间的机能变好。我倒觉得，那就像是一个变得很肥厚的方程式。　　妻子把小孙子带回房里睡。我和妻子说，想去附近的诚品书店走走，晚餐前回来。我很快下楼，沿着绿荫的道路，花了二十分钟走到那里。　　我已经逐渐习惯与左手和平共处，接受自己成为左撇子的这个事实。慢慢地我也发现左撇子的好处，比如写直行的中文字不会弄脏纸，合理怀疑中文字是左撇子的发明。不过我在家还是尽量伪装成右撇子，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尤其是面对儿子。　　我从口袋拿出老花眼镜，想找一些关于左撇子的书。就这样，我看到一位年轻店员，蹲在书柜前盘点书籍，左手不停抄写东西。我不自觉地模仿起他的动作，让左手主动去做它想做的事，随意地拿起书，写点什么在记事本上。我发现当我在人群里，反而能自由自在使用我的左手。　　平时是因为和家人互动，所以习惯的改变才让我这么不自在吗？家人的眼睛像配了一副放大镜，把彼此都放大了。我才想到一个月以来，除了小孙子以外，家人都没有发现我的异状，这其实是多么累的一件事。　　我觉得自己是个越来越坚强的家伙。我得深呼吸，用身体的动作，去打断内心的焦虑。我在书店里不断地使用我的左手。　　我还记得以前右手的感觉，是如此的万能，能灵巧地算数，能丢球，能搬运重物，就像现在的左手一样。但我逐渐忘了以前左手的感觉。我好像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左手”，左手的过去是一片空白。过去的左手，甚至不如现在的右手来得让我关心。也许医生说得对，我的左手的确是心理层面的问题。　　我必须对自己有新的理解。每晚躺在床上，我就会开始尝试了解自己。我想过时间是否加速了。我想时间只是一种脑中的信念，这种信念又使得脑对身体下判断，然后我们全身遵照这个命令开始老化。如果能改变脑中的那个信念，也许能稍微改变我们身上的时间。就像“养生之道”也只是一种信念，而不是真的有什么标准程序。我的养生之道一直以来只有一个原则，就是比我的妻子勤劳。　　年纪大，夜间容易尿频，常得起来上厕所。经过小孙子的房间，他还没关灯，我注意他开灯睡觉有一阵子了。三岁起，他就有自己的房间。媳妇每晚九点准时哄孩子就寝，讲床头故事，等孩子睡着后，才放心回房睡觉，把门锁上。可是，孩子总有半夜醒来的时候吧。任何人都有这样的时候，可能做恶梦，或者被其他声音吵醒。难道教孩子独立，就是教他孤独吗？　　“怎么还开着灯？”我走到小孙子的房间问。“没有开灯我不敢一个人睡。”他看着我，“爷爷，妈咪和爹地这几天住在新家吗？新家的天花板好低，我怕跑到桌子上面跳一跳就撞到头。”他握着我的左手拇指说，“而且我的左手不会写字，也不会拿筷子。”　　“你有右手啊。”我用左手帮小孙子拉上被子，对着他的眼睛说，“还是随时可以回来爷爷家住，就像有左手也有右手，以后有两间房子玩，比只有一间房子还好，还要好。”　　儿子的新家我去看过一次。他刚进医院工作，经济尚未稳固，所以选择较低预算的老屋翻修。只是，他不能忍受和父母一起住，不能忍受通勤，却能忍受挑高这么低的房子，让我感觉到他想搬出去的那股强烈的意图。爸的房子再好，也还是爸的。他也许是这样想。　　当初他们花那么多时间与设计师沟通，亲手为孩子打造的梦幻房间，难道现在也不要了吗？对我们两老而言，许多暗藏巧思的设计就像机关一样。但对他们夫妻来说，拼图也好、积木也好，都不只是玩具，还可以培养空间认知。所以小孙子的梦幻房间里，那些可爱的玩具、玩偶、故事书，都是有目的性的东西吗？ 　　我问过儿子，我怎不记得当初是这样教育你的？儿子反驳说，因为现在没有大自然可以当孩子的老师，所以一切只能够以人为的教育方式来让孩子学习。　　我才意识到，一手将大自然给毁坏掉的，正是从我这一代的人开始，而我又该向上一代的人要回什么呢？　　隔天晚餐到一半，媳妇打电话过来，请我和妻子九点的时候准时说故事给小孙子听。她直说这几天事情太多，都忘了交代这件事。电话中听得出她的忙碌。　　九点一到，我按媳妇说的，先到小孙子的房间选择一本故事书。其实我对童话是有意见的，里面的老人大部分都在作怪，而且常孤独地出现又孤独地离开。最后我选择圣诞老人，除了那是一位老好人以外，我注意到绘本上的圣诞老人，是左手边扛着礼物。　　我开始为小孙子说故事。书的内容是改编过的，与平时的圣诞老人故事有所不同。然而小孙子几次睡着了却又突然抽搐醒来，连续好几次没有办法入睡。我摸他的手臂，相当的烫。我赶紧叫了妻子，同时打电话给儿子。　　我急忙抱起小孙子，搭电梯到地下室开车，沿着忠孝东路，载小孙子到台大医院挂急诊。一路上我不时回头，焦急地看着被妻子抱在怀里的小孙子，但情况似乎越来越糟，到医院前已经陷入昏睡。　　急诊室的医生从口腔、手脚的水泡，加上我描述的症状，等抽血快筛的结果一出来，就判定小孙子是肠病毒重症，必须送入加护病房。　　我和妻子呆坐病房外头。在我小的时候、儿子小的时候，我从来没听过这种专门找上小孩的疾病。不是应该是麻疹、百日咳、小儿麻痹吗？不对，这些都已经被人类解决了。记得新闻常报道，这是新一代婴幼儿流行的传染病，近几年有很多的小孩死于这种疾病，或是终身留下后遗症。这简直像瘟疫一样肆虐台湾！我对妻子说。　　半小时后，儿子媳妇也赶到医院。我起身指责儿子，“你是医生，而且还是小儿科医生，怎么连自己的小孩得了肠病毒也不知道，还给他放到重症才被我这个老头发现！”　　媳妇突然说：“你们都说是你们发现肠病毒，我们都没有发现;可是怎么不说，肠病毒是你们从外面带回来的？”妻子要我别怪媳妇说这些。我们是第一次看到媳妇这么慌乱，她穿了不同双的拖鞋，头发显然才刚洗过。　　儿子戴着医疗用口罩，冷静地回我话：“我们先不要太担心，今年肠病毒重症的死亡率不高，只有百分之……”我用左手重重甩了他一巴掌：“你给我住口！你都这样回答别人的父母吗！什么是机率，机率我会不懂吗？机率就是不能相信的数字！”　　妻子觉得我失控了。她要我回家，说家里也得有人待命准备些什么才行。　　我回到家。　　小孙子的房间空了下来。虽然过一阵子他搬走之后也会空荡荡的，可是我就是不甘心。我走进这个梦幻房间，关上灯，再按一个特别的开关，天花板的星座图微微亮起，而且依照实际的天象缓慢地流动。这是儿子体谅小孙子在城市看不到星星，特地请设计师从国外找来的。　　我想起很多年前一家人晚上开车到竹子湖，儿子跨坐在我的肩上，手里拿着我买给他的星座纸盘，和我一一核对那晚的星空。儿子一直记得这件事？他应该比我更担心小孙子。我有点后悔打了他。　　我躺在小孙子的床上，看着天花板。小孙子每晚都一个人在这张小床上感受他辽阔的宇宙吗？慢慢地我在小床上睡着了。梦里我走在一条笔直的道路，究竟是起点，还是在途中，还是已经要到终点了，我完全分不清楚。可是道路是如此的直，像一条几乎不用定义的线，甚至能感觉到道路锋利的边缘。　　我开始在那条道路上奔跑，恍惚的片刻，想起了关于左手最早的记忆。　　那是终战那年五月的最后一天。忘了是什么原因，那天中午我在路上奔跑，拚命地跑，只想快点回家。远方感觉有股像热带气旋般令人窒息的东西不断靠近过来，几分钟后轰隆几声，两旁的玻璃全被震碎。大家开始喊飞机轰炸，路上都是慌张逃命的人。　　当时我才六岁，看到一个年纪比我还小的小孩。那小孩年纪太小了，看不出是男孩还是女孩，但他似乎与家人走散了，在路上无助地大哭。我伸出左手赶紧拉住他，跟着一群大人躲到附近的大稻埕天主堂避难。可是天主堂还是被炸弹命中，那一刻强大的冲击使得我失去知觉，醒来的时候我的左手还牵着那个陌生的小孩，可是他已经死了。　　如果不是我将他带到天主堂躲避，也许他就不会死。我觉得我的左手是只罪恶的手、不幸的手，我不想再去使用它，它应该像大家的左手一样沉默。　　我成了一个右撇子。　　我觉得有一阵子，应该说好几年，我失去了做人的样子。也就是没有一个做人的态度、做人的本能。我不过问别人的任何事，不介入别人的任何决定。那段时间我处于一个无法定型的状态。我觉得自己像蛇一样，失去了左手也失去了右手，我总以为自己会这样是因为懒惰。一直到我有了事业心，有了决心努力工作支撑一个家庭，才又找回做人的那种感觉。　　一开始还很简单地以为，只是身体经过一阵晃动之后，原本在右边的东西，都跑到左边来。就像那次空袭，全部从左边躲到了右边。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反而像是某个习惯左边的生命，从我的体内诞生，然后逐渐主导了原本已经习惯右边的我。已经不是左右平不平衡的问题，而是有两个我的问题。所以某天我一下子就变成左撇子，然后我就是左撇子了。　　醒来之后，我赶紧到医院。小孙子还在加护病房昏睡。儿子和媳妇一晚没有阖眼，我告诉他们旧家比较近，先载你母亲回去，然后休息一会再过来。我睡过了，换我留在这照顾。　　我到病床旁边，左手握着小孙子的右手。　　过去习惯使用右手的我，像活在一个封闭的几何图形，可是习惯用左手之后，只是从这个几何图形，跳到另一个几何图形罢了。等小孙子醒来，我一定要告诉他，不管用哪只手打开瓶盖，总有一只手要扎扎实实地握住瓶子。这个体会也许太过具体也太过简单了，可是，真的就是如此。　　一个月后的早晨，天还没亮，我又比妻子早起了。先前被左手打乱的生活开始恢复。与其说是恢复，倒不如说我完成了新的平衡。左手依然主导我的每一天，如果身体是轴的话，我已经习惯这种逆时针方向的旋转。在妻子面前，我不再避讳使用我的左手，她对于我这样的改变，只是说“你有力气就好”。　　妻子把小孙子的房间收拾得很干净，星座图依旧在天花板上，只要按下开关就会开始运转。现在儿子一家搬到天母，小孙子康复出院后，也进入了那边的双语幼儿园就读。　　早上是我的读书时间，尤其在早餐之前。一过早上，眼力就逐渐不行了，非得戴上老花眼镜不可。不过与其说是看书，实际上我都看杂志。书的排版太密，杂志的内容通常会搭配图片。　　一个小时后，妻子起床了，天空像有只巨大的猫缓慢地睁开它蓝色的眼睛。妻子见我坐在客厅沙发上看杂志，一如既往地说，你起床了啊，开始接手我洗好的生菜和水果，为我们俩准备早餐。

像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早晨，我发现了我不可思议的左手。　　清晨四点半，拉开落地窗，仍旧是一片无法聚焦的黑暗。窗外的一切无声地移动，事实上窗内也是没有声音的，每样东西都站定在原本的位子上，静静地过了一整夜。　　妻子还在睡。我年轻的时候很懒惰，后来到了不得不照顾身体的年纪，发现只要以妻子为目标，什么都不用思考，只要比她勤劳就可以达到养生的效果，就能活得更久一点，甚至活得比她久。从此以后，我比她早起，吃完饭比她早洗碗，任何事都抢先去做。可是我不会全部处理，我只是先做一部分，或者做一半之后就不做了，剩下的还是交给妻子去完成。　　不过今早当我走到浴室盥洗，把冷水打在脸上的时候，我感觉远方隐约有什么东西在沸腾，慢慢地靠近，然后像巨大的蝉声在天亮之前从窗外震动进来。虽然那声音很快就平息了，但我连脸都还没擦干就赶紧走回房里，问妻子有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　　她一如既往地说，你起床了啊，表示什么也没听到，接着起身到厨房，为一家人准备早餐。她先为我端来一碗温热的豆浆，放在客厅桌上。我不停地以汤匙搅拌豆浆，沉思那个声音。或许是地鸣吧。我拿起遥控器打开电视，紧盯着新闻台，包括国外的CNN、BBC，然而都没有任何关于地震的消息。　　大约过了一小时，儿子和媳妇起床。像事先商量好的一样，他们总是一起从房间开门出来。儿子高大又安静，有他爷爷的体格，他照例在餐桌上打开他的笔记本电脑收信。媳妇则去帮妻子，不过通常妻子已经快准备好每件事。没多久，四岁小孙子也起床了，他有早起的好习惯，儿子为他打造了一个专属的梦幻房间，堆满玩具和童书。不过我还是觉得，这年纪的小孩就该跟妈妈一起睡，而不是爸妈每天睡一起。　　我们开始用餐。自从小孙子出生后，一家人都过着这样的早晨。　　“爷爷好厉害。”小孙子看我用筷子夹起一颗土豆，“爷爷，你为什么跟大家拿不同边？”　　这时我才意识到筷子是在我的左手上，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地看着自己的左手。全家人都是右撇子，儿子是医生，他一定看到了吧，看到我用左手拿筷子了吧。果然他问我了。　　　　“爸，右手不舒服吗？是关节发炎？还是肌腱发炎？”说完儿子已经挽起衣袖要帮我看看。　　我怎会懂得关节发炎跟肌腱发炎的区别？而且即使右手废了，也不代表左手就可以俐落地拿筷子。关键在于左手，而不是右手，怎么连这点逻辑都搞不清楚。　　我将筷子换回右手，顺便夹了几道菜试试，并无任何不妥。　　“没什么。刚刚喝豆浆，右手有些烫到罢了。”　　妻子和媳妇随即继续她们的话题，她们每天无话不谈，反而更像一对母女。平时不太说话的儿子，也被她们聊的内容吸引过去。此时我的注意力全在我的左手上，这个时候我还没发现自己身上的变化，不晓得左手已经开始了无法逆转的过程。我真正了解我的左手，也是从今天开始。　　饭后我还是有点担心，在客厅反复做一些伸展动作。儿子出门到荣总看诊前，我向他询问中风的症状。　　“会麻痹、晕眩、恶心、复视、视力模糊、走路困难、行动迟缓、一边身体软弱、流口水、说话不清楚或听不懂别人说的话、丧失时间感和空间感，各种症状不一而足，会因出血部位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症状。爸，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他站在玄关说，并提醒媳妇在家要注意我的情况。　　“也不是不舒服，只是觉得年纪大了多少该注意点。”我说。　　儿子像背书一样念了一整串症状给我，还是觉得话不投机，但我好像听到关键词了：“一边身体软弱”。我回到房间的桌子前，假装伏案，右手和以前一样能流畅地写字。我放下笔，右手拿起一叠书，力气也没有减弱，告诉自己别太在意。　　不过当我又看着晾在桌上的笔时，心想还是尝试看看，或许会知难而退，结果却极其自然的，我第一次用左手写出我的名字。那感觉真是不可思议，虽然和右手的笔迹完全不同，却同样整齐、迅速，有自己的结构原则，就像是另一个人写出来的字一样。接着左手写其他字也都没问题。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还是不经意地用左手拿起筷子，当下发现后赶紧将筷子递给了右手，这次家人则没注意到我的异样。我一边咀嚼，一边详细推敲身体每个部位最近的情况，没办法专心吃饭，因此有些腹胀。　　下午妻子和媳妇一起到复兴南路的Sogo百货，去逛超市，她们对琳琅满目的食材总有浓厚的兴趣。我则留在家看小孙子。他在客厅的地板上玩一只暴龙。原来暴龙一只手只有两根指头，如果暴龙也会数数的话，大概是四进位的吧，只需要0、1、2、3四个数字，就能标记所有整数。DNA的编码就是四进位制。　　我开始冷静下来，终于有自己的时间可以好好处理左手的问题。我坐在客厅沙发仔细回想，从前阵子开始，似乎已经有征兆。比如背上一个过去双手都抓不到痒的地方，现在左手可以轻易抓痒;还有以前都用右手扭干毛巾，现在用左手扭干还比较顺;今天也是左手拿汤匙喝豆浆，左手拿遥控器转台。　　我的右手没有退化，若真想用右手，还是可以正常使用。右手依旧维持过去的水平，只是左手变得更为主动罢了。这样的左手就好像天上的什么突然降临到我身上一样，当然不是我的一部分。我原本的左手被换掉了，被换成某个左撇子的左手。我得赶快找回我平凡的左手才行。甚至不只是左手，我感觉整个左半边都不约而同有了些微的变化，身体的支点在往左偏移。　　晚餐前家人陆续回来，妻子和媳妇今天从超市买了不少生鲜，逐一煮好端上桌。我左手舀起汤，看到了几片肉;我把汤匙放下，肉片就又沉下去。　　以前传统市场直接陈列许多动物的尸体，虽然卫生条件堪虑，但起码让人知道食物是怎么来的。现在动物都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被一种高度文明的手段给仔细地处理了，超市架上只放着一盘一盘整齐干净的食材。也许正因为生活中缺乏关于死亡的启蒙，我们变得不珍惜食物，也不珍惜生命，取而代之的是轻易的死、残忍的死、数据的死、艺术的死，填补我们对死亡的想像。 　　小时候的双连老家，还有整片的稻田和沟渠，我经常在那里目睹生命的代谢。门口拴的老狗，破壳而出的小鸡，田埂踩碎的蜗牛，屋檐下张嘴的燕子，天空下死去的老鹰。我曾送走了祖父母，送走了父母，现在我也要送走自己了吗？我是否行将就木了？左手的情况也许是种回光反照。整晚我都想着这些事情。　　第二日，我照样比妻子早起，天也还没亮。我得尽快在家人都起床前了解左手“复原”了没有。从盥洗、如厕、刷牙，简单热了豆浆，到最后决定一个人先吃早餐，整个过程左手都不断采取主动，而右手就像是个安安静静的家伙在一旁静默着。于是我带着和昨天一样疑惑不解的心情，迎接家人起床。　　他们吃早餐的时候，我站在客厅，看着落地窗外缓慢移动的车子。距离越远，看过去就越缓慢。我回答妻子说，起床太饿所以先吃了。儿子听到后，边嚼饭边肯定我说，“爸这么做就对了，饿了就别忍耐，对胃比较好，尤其早餐，都空腹六七个小时了。”我不想回话，静静看着窗外。　　下午到附近的仁爱国中运动。我一边在操场走着一边望着白天的月亮，心想没有比它还孤独的了。我顺便问了几位同辈的邻居，有没有左手突然变得好使的情况。　　一位绑马尾，几乎每天都来运动的高壮老汉，他一边拿毛巾擦汗一边说，年轻时做过粗重活，老了神经发炎，右手的拇指无法弯曲，连绑橡皮筋还得用左手绑。他说自己现在也很依赖左手。　　另一位卧蚕有疤痕的老太太说，她洗肉粽叶，都要把头尾剪掉，不然容易藏污纳垢，但一直用右手剪，手会酸，速度也会越来越慢，所以想到换左手剪，这样就可以剪很快不用休息。　　可是这些都不是我的情况。我没有刻意训练左手，右手也没有受伤或退化，唯一的变化就只是，左手现在也能做右手所做过的任何事。　　我曾经从事相当倚赖右手的工作，很简单，就是算数。所谓的“工程数学”就是一些连建筑师、工程师都觉得复杂的计算问题，他们先填好数据，然后交给我们商社来处理。举凡电梯、吊车、隧道的负重安全系数，建筑物的建蔽率、容积率，或者车床、模具的精准对接，交通工具的流力、压力、G力、摩擦力等等。总括来说，我的工作就是去找出物体的“临界点”，只有知道了“临界点”，才能去估量这个物体的实用性和商业性。在十大建设的年代，我们商社赚进不少钱，海内外很多知名的建筑物，都曾经只是我们桌子前的一堆数字。　　1970年代计算器开始普遍之前，数学再好，也只能心算、笔算或者选择速度更快的珠算。之后当我看到后辈使用计算机很快算出各个工程项目时，我知道自己该退休了。透过计算机计算确实更快速安全，我没有理由占据位子。工作了那么多年，对于“获得”什么正解我已经厌倦了，我想要的是无法估量的“感受”。有时候我获得很多，却没有任何的感受;而有时候我感受到很多，却什么也没有获得。　　我有自己对数字的品味，总之不是那种会说出“质数是不受任何支配的完全独立的数”或是“虚数是严谨的虚无”的那种算数者。我更在乎数字的实用性，而不是数字的哲学意义。数字就是数字，对我来说只是如此。　　现在一家人所住的大楼，是我退休前接的最后一笔工程。这栋大楼也是我用最高标准去计算检测的大楼，到现在还记得每个角落的向量、梁柱比、钢骨结构的参数，一切都像是昨天才计算过的一样。　　回到家之后，我想着今天操场的事。也许就像一场运动竞赛，左右手从我们出生后就开始较劲，都想胜过另一方主导对方。我目前的状态，就只是左手终于等到它胜出的那一刻罢了。也许很多人的寿命，都还不够等到这一刻的出现。我试图这样安慰自己。　　可是右手怎么这么安分，安分到都忘了它的存在。　　洗澡前我对着连身镜，不断往镜子的里头瞧。左手右手，左脚右脚，左边的身体，右边的身体。除了老了一点，都还是我的身体。　　一个礼拜后，我决定到大医院检查。这阵子不断被迫去适应我的左手，生活上的左右失衡已经让我失眠。我害怕左手会在我睡着后不自觉地活动起来，去做它任何想做的事。甚至手这种东西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都已经让我产生困惑。我甚至悲观地认为，我已经失去了原本的左手，现在是两只右手。　　脑神经内科的医生告诉我，有一种“异己手综合症”，通常发生在大脑受损或者遭到感染之后，症状是其中一只手会做出不受意识控制的动作，甚至和意识的命令唱反调。就像右手正在写信，左手开始把信撕掉;或者右手正在按电话号码，左手就把电话挂上。医生停顿下来，看着我的左手。他说，虽然我的左手因不名原因变得更加灵活，但由于我是“有意识地使用左手”，尚不能视为一种病理表现，必须详细检查之后才可以判断。　　我平躺在一张床上，被送进核磁共振的管状结构中，类似烤竹筒饭发出的劈啪声，机械的噪音如同经文缠绕全身，像正在进行一场驱邪仪式。我更笃定我的左手现在是个魔鬼，旁门左道的异类，我一定要想办法把它从我的身上驱逐出去！　　等待报告的过程相当难熬。如果突然变成左撇子是某种潜在疾病的征兆，那么现在的我其实已相当危险了。长久以来我都恐惧一种东西，死亡。除了阿爸阿母很早就往生了以外，之后我的家人和周遭的朋友，每一位都还健在。也就是说，死亡这种悲剧性的东西，已经很久被挡在我的生活圈外了。可是，这就好像所有人都站在悬崖边上，终究有人会先往前跨一步吧？悬崖本身什么都不用做，一切就会持续进行。谁会先离开？谁目前最可能离开？这种还没有人死却又必然会有人死的设定，简直是个恐怖平衡。　　我持续睡不好。每当失眠，就会感觉到身旁的人活生生地呼吸着。如果对方是顽强的符合生命韵律地活着，那么自己现在又是什么情况？失眠就是这样的状态。看着妻子睡着的样子，我怜悯我们两个。　　我在马祖当了三年兵回来，进入前辈介绍的工程计算商社，因而认识了妻子。妻子是一个人来台湾，在大陆时她就已经是孤儿，因此三通后也从未回去。她曾对我说，自己是真的什么也没有地来到这个世界上。虽然苦过一阵子，但后来她很幸运地被社长夫人认作干妹，在商社帮忙递件还有“管纸”。不管是绘图还是计算，商社每天都耗费大量的纸，那时候社内很多人追求她，由于我经常把算过的白报纸用橡皮擦干净后反复使用，于是妻子开始注意到我。 　　刚交往的日子，我把每个式子都写得很漂亮，算数对我而言变成类似素描般浪漫的东西。我想在那时候，数学被我放逐了，在没有生命的地方没有生命地自动运算着。可是结婚之后这些数字又全部回来了，从工作到家庭都紧跟着我，就像是组成我身体密度的东西一样。退休后我有比较多的时间和妻子互动，大概除了新婚前后，就是现在两个人感情最好。世界上最了解我的人也确实是妻子。　　检查的事我并未让家人知道，打算等报告出来，有个结果后再告诉他们，免得妻子这段时间陪我操烦。几次她半夜醒来看我没睡，问我是不是哪不舒服了？这年纪最常被问的，就是哪不舒服吧。可是妻子不会像儿子一样很有条理地设想好每一步，她只会在没有开灯的房间，挪移身子靠近我，然后什么也不再多说。　　妻子睡着后，我的左手连同那些负面的想法重新热络起来。死亡是怎样的一种东西？一个动作、一件物体、一块地方，或者只是一堆数字。现代医学确实使人类的平均寿命延长了三四十年，可是这个漂亮的数据其实是大量减少了早夭的婴幼儿，也就是说成年后的平均寿命，很可能只是有限地增加几年而已。一想到这里，黑夜就从遥远的地方透过窗子进来，真正吞噬了我。　　几次我已经做好准备，等待最糟糕的结果。候诊区内，我看着自己的掌纹，双手极不协调，右手的生命线很长，左手却相对的非常短。它总是在不断加深我的不安。然而，随着检验报告一一出炉，我反而疑惑不解。医生统整各项数据之后告诉我，不管是脑部还是其他检查，全都正常，左手的问题很可能只是心理因素。　　可是为什么左手的肌肉和骨架也有跟着调整的感觉？我急着问。心理因素的说法显然说不过去。医生拿下口罩说，人的身体还有许多医学尚不清楚的机制，病患太有科学精神，对身体的每个现象都要追根究底，只是增添不必要的烦恼。　　看来我试图从医院找出变成左撇子的原因，是行不通了。不过至少可以确定没有立即的生命危险，这是现代医学可以老老实实回答我的。从医院回来后，我照医生的建议，将左手的问题转往别的方向寻求解答。如果不是疾病，会是遗传吗？从小我身体较差，有气喘的毛病，上小学才逐渐好转。阿母讲过，我对数学的兴趣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虽然我有点年纪，但从来没受过日本教育，是“光复”后第一届的小学生。那时我发现只要数学好，即使国语不好，师长们也不会苛责你。逐渐地，我在数学之中，不需要任何语言，各种和语言有关的问题和纷争，在我身上都不重要了。所以我的求学生涯，从未遇到什么无礼或者不可忍受的事情。　　身为长子，常要教阿弟们功课，我还记得他们右手拿笔的样子。下午打电话给久未联络的三个弟弟，他们也都退休在家，很快就接了电话。一开始都不太明白我想说什么，最后我不得不说，是为了孙子惯用手的问题在烦恼，这才聊开来。他们仍然是右撇子。我又问，家族中有谁是左撇子吗？但我们实在想不出有谁了，那些我不太熟的侄儿侄女，还有他们更小的小孩，也都不是。　　我们还聊了很多事，小时候彼此感情很好，远比现在我和儿子之间的相处好太多了。只是建立新家庭，难免要淡出原本的家庭。我是家中最晚婚的，他们一个个结婚后，虽然还是常见面，但总感觉彼此之间，已经在火车站说过莎唷那啦。　　我们都记得阿爸是右撇子。他是火车站的聘工，总是右手拿着榔头，在铁支路上巡逻。当阿爸高大健壮的时候，日本人对他视而不见，警察和消防都没考上。大战开始后，即使战事再吃紧，日本人也从未征召过他。战后第二年他就过世了，显然日本人是对的，阿爸有肺结核。　　阿母也是右撇子，我一直记得她抱着阿弟的姿势，还有她右手拿菜刀撮米酒瓶盖，边炒菜边和我们说这样比较好洒米酒。为了把我们养大，她辛苦工作，在我从台北工专毕业那年，她突然病倒，很快就离开了我们。我们四兄弟各差一岁，差不多都可以开始找工作过活了。他们都和父亲一样有健壮的体格，也打拚出不愧对自己的人生。　　儿子自我为中心的个性，可能和独生子有关。他这方面像我，但没有我和这么多兄弟相处的经验。让儿子一个人长大，是我和妻子对他的亏欠。我也想过如果我们多生几个的话，那感觉就比较像爱自己，而不是爱自己的子女。失去了一个孩子，幸好还有其他孩子，兄弟姊妹之间就像是彼此的替代品，这种补偿心态是我难以认同的。所以我接受了只有一个孩子，然后只爱这个孩子。　　正因为父母过世得早，当然我就不可能见过父母逐渐变老的模样，也就不太清楚所谓的“老”是一个怎样的过程。也就是说关于“老”这件事，我从未被教育过。人是怎么变老的？我只能笨拙地透过自己身体的感受来理解。　　现在我比较欣慰的，就是我的老化、我的病痛、甚至我的死亡，可以让子女日后面对这些人生必然经历的不幸时，有一个参照的前例。　　可是最近他们夫妻打算搬出去，这让我有些措手不及。　　“能看着爸妈变老，好像也很不错。”昨晚用餐时，儿子有感而发。媳妇沿着这个话题，提到他们最近开始到天母看房子。　　她觉得住在敦化南路距离荣总太远，先生每天上班不方便，希望能就近搬到天母，而且那边的私立小学都是双语教学，或至少加长了英语课的时数，对小孩的教育会比较好。她对我和妻子说：“一家人还是住在台北啊，开车啦，或是搭捷运，很快就到了嘛。我们也会常回来看爸妈。”　　我知道他们任何事早在房里商量过了，媳妇的意思就是儿子的意思。他们大概也已经先问过妻子的意思，妻子也不反对，一直和我说确实见面还是很方便。　　媳妇有一种新时代女性的自信，就像杂志上刊登的那样，一切现在认为好的事情，只要她知道的就会去做。儿子同样西装笔挺，任何一件穿在身上的衣裤，他尽量是自己处理，随时随地都像刚烫过一样，可以明显看到那条熨斗的褶线。他很细心打理自己。　　他们都爱自己，丝毫不委屈自己，每次努力完都会犒赏自己。我相信他们会是同辈眼中最好的朋友，最好的倾听者，有什么活动都不缺席。也就是说，他们这一代的人吧，同辈之间的互动相当紧密，可是却与上下年龄层的人切割开来。 　　过去我也对自己的穿著很讲究。不过退休以后，我不再像青壮时那样，把所有的钱都花在自己和家人身上。我反而愿意拿出更多钱去帮助别人。以前觉得要帮助一个人，应该要给他钓竿，而不是钱。可是现在我会直接捐款。钱是一种中介物，不介入彼此的任何方面，对对方反而是一种尊重。教导别人一套谋生的方法，太自大了，每个人的困境只能自己去突破。　　他们表示已经有看到喜欢的房子，现在又像在等待我的答案，好像非知道我对于搬家的看法不可。他们也给了我和妻子一个小孙子，或许他们还年轻只是想要有自己的生活空间，我想我没有理由阻挡他们。　　这阵子我的注意力一直放在左手上。就像是身体内有无数的沙包，原本这些沙包放在右边，但有一种极小的工人每天搬一点搬一点，从右边搬到左边，无时无刻地进行，终于在我七十三岁的时候，完成了左右对调的工程。可是，我忽略了儿子和媳妇，也每天一点一点地搬离这个家。偶尔我会注意到原本该在哪个位置的东西，怎么不见了。妻子就会提醒我，儿子拿到新家去了。　　家里的摆设，我最喜欢客厅那台Dyson无叶片风扇，今年夏天整天吹着它。我常捏小孙子的脸颊，他也敏感地发现了我身体上的变化。小孙子说：“以前都是这边比较痛，现在是另一边比较痛。”他思考了一下，“爷爷现在左手比右手还有力气。”事实上“捏脸颊”对两手而言，都只要花一点点力气就可以轻松做到，而小孙子的脸居然能感受到这么细微的差别。　　先有小孩才有父亲，这比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好解决多了。没有小孩以前，我们都是孩子。我的儿子让我成为父亲，我的小孙子让我的儿子成为父亲，也让我成为爷爷。　　“爷爷我们来比腕力。”小孙子突然说。　　“那你用两只手，我用左手让你。”我顿了一下回答。　　“好啊，爷爷跟我一样趴下来。”　　“那要开始啰。”我弯下身子，趴在地毯上，“爷爷不可思议的左手来啰。”　　小孙子是真的想用全部的力气扳倒我的左手，几次之后他就累了，很快地躺在地上睡着了。更准确地说，是睡在十六楼，他从小在十六楼高的地方长大。　　我站在客厅的落地窗前，眺望午后的台北。十几年前房价还没这么贵，当我接到这个案子，仔细计算过整栋大楼之后，决定退休，用退休金和一半的积蓄买下这里。那时我认为这会是台北最坚固的大楼，一个让全家安身立命的地方。　　这里应该是比什么都美好的地方才对。　　儿子昨晚已经住到天母。他说新家还要布置一阵子，加上装潢的各种异味还没散掉，打算全部安顿好之后再接孩子过去。他一向认为居家设计使得空间的机能变好。我倒觉得，那就像是一个变得很肥厚的方程式。　　妻子把小孙子带回房里睡。我和妻子说，想去附近的诚品书店走走，晚餐前回来。我很快下楼，沿着绿荫的道路，花了二十分钟走到那里。　　我已经逐渐习惯与左手和平共处，接受自己成为左撇子的这个事实。慢慢地我也发现左撇子的好处，比如写直行的中文字不会弄脏纸，合理怀疑中文字是左撇子的发明。不过我在家还是尽量伪装成右撇子，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尤其是面对儿子。　　我从口袋拿出老花眼镜，想找一些关于左撇子的书。就这样，我看到一位年轻店员，蹲在书柜前盘点书籍，左手不停抄写东西。我不自觉地模仿起他的动作，让左手主动去做它想做的事，随意地拿起书，写点什么在记事本上。我发现当我在人群里，反而能自由自在使用我的左手。　　平时是因为和家人互动，所以习惯的改变才让我这么不自在吗？家人的眼睛像配了一副放大镜，把彼此都放大了。我才想到一个月以来，除了小孙子以外，家人都没有发现我的异状，这其实是多么累的一件事。　　我觉得自己是个越来越坚强的家伙。我得深呼吸，用身体的动作，去打断内心的焦虑。我在书店里不断地使用我的左手。　　我还记得以前右手的感觉，是如此的万能，能灵巧地算数，能丢球，能搬运重物，就像现在的左手一样。但我逐渐忘了以前左手的感觉。我好像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左手”，左手的过去是一片空白。过去的左手，甚至不如现在的右手来得让我关心。也许医生说得对，我的左手的确是心理层面的问题。　　我必须对自己有新的理解。每晚躺在床上，我就会开始尝试了解自己。我想过时间是否加速了。我想时间只是一种脑中的信念，这种信念又使得脑对身体下判断，然后我们全身遵照这个命令开始老化。如果能改变脑中的那个信念，也许能稍微改变我们身上的时间。就像“养生之道”也只是一种信念，而不是真的有什么标准程序。我的养生之道一直以来只有一个原则，就是比我的妻子勤劳。　　年纪大，夜间容易尿频，常得起来上厕所。经过小孙子的房间，他还没关灯，我注意他开灯睡觉有一阵子了。三岁起，他就有自己的房间。媳妇每晚九点准时哄孩子就寝，讲床头故事，等孩子睡着后，才放心回房睡觉，把门锁上。可是，孩子总有半夜醒来的时候吧。任何人都有这样的时候，可能做恶梦，或者被其他声音吵醒。难道教孩子独立，就是教他孤独吗？　　“怎么还开着灯？”我走到小孙子的房间问。“没有开灯我不敢一个人睡。”他看着我，“爷爷，妈咪和爹地这几天住在新家吗？新家的天花板好低，我怕跑到桌子上面跳一跳就撞到头。”他握着我的左手拇指说，“而且我的左手不会写字，也不会拿筷子。”　　“你有右手啊。”我用左手帮小孙子拉上被子，对着他的眼睛说，“还是随时可以回来爷爷家住，就像有左手也有右手，以后有两间房子玩，比只有一间房子还好，还要好。”　　儿子的新家我去看过一次。他刚进医院工作，经济尚未稳固，所以选择较低预算的老屋翻修。只是，他不能忍受和父母一起住，不能忍受通勤，却能忍受挑高这么低的房子，让我感觉到他想搬出去的那股强烈的意图。爸的房子再好，也还是爸的。他也许是这样想。　　当初他们花那么多时间与设计师沟通，亲手为孩子打造的梦幻房间，难道现在也不要了吗？对我们两老而言，许多暗藏巧思的设计就像机关一样。但对他们夫妻来说，拼图也好、积木也好，都不只是玩具，还可以培养空间认知。所以小孙子的梦幻房间里，那些可爱的玩具、玩偶、故事书，都是有目的性的东西吗？ 　　我问过儿子，我怎不记得当初是这样教育你的？儿子反驳说，因为现在没有大自然可以当孩子的老师，所以一切只能够以人为的教育方式来让孩子学习。　　我才意识到，一手将大自然给毁坏掉的，正是从我这一代的人开始，而我又该向上一代的人要回什么呢？　　隔天晚餐到一半，媳妇打电话过来，请我和妻子九点的时候准时说故事给小孙子听。她直说这几天事情太多，都忘了交代这件事。电话中听得出她的忙碌。　　九点一到，我按媳妇说的，先到小孙子的房间选择一本故事书。其实我对童话是有意见的，里面的老人大部分都在作怪，而且常孤独地出现又孤独地离开。最后我选择圣诞老人，除了那是一位老好人以外，我注意到绘本上的圣诞老人，是左手边扛着礼物。　　我开始为小孙子说故事。书的内容是改编过的，与平时的圣诞老人故事有所不同。然而小孙子几次睡着了却又突然抽搐醒来，连续好几次没有办法入睡。我摸他的手臂，相当的烫。我赶紧叫了妻子，同时打电话给儿子。　　我急忙抱起小孙子，搭电梯到地下室开车，沿着忠孝东路，载小孙子到台大医院挂急诊。一路上我不时回头，焦急地看着被妻子抱在怀里的小孙子，但情况似乎越来越糟，到医院前已经陷入昏睡。　　急诊室的医生从口腔、手脚的水泡，加上我描述的症状，等抽血快筛的结果一出来，就判定小孙子是肠病毒重症，必须送入加护病房。　　我和妻子呆坐病房外头。在我小的时候、儿子小的时候，我从来没听过这种专门找上小孩的疾病。不是应该是麻疹、百日咳、小儿麻痹吗？不对，这些都已经被人类解决了。记得新闻常报道，这是新一代婴幼儿流行的传染病，近几年有很多的小孩死于这种疾病，或是终身留下后遗症。这简直像瘟疫一样肆虐台湾！我对妻子说。　　半小时后，儿子媳妇也赶到医院。我起身指责儿子，“你是医生，而且还是小儿科医生，怎么连自己的小孩得了肠病毒也不知道，还给他放到重症才被我这个老头发现！”　　媳妇突然说：“你们都说是你们发现肠病毒，我们都没有发现;可是怎么不说，肠病毒是你们从外面带回来的？”妻子要我别怪媳妇说这些。我们是第一次看到媳妇这么慌乱，她穿了不同双的拖鞋，头发显然才刚洗过。　　儿子戴着医疗用口罩，冷静地回我话：“我们先不要太担心，今年肠病毒重症的死亡率不高，只有百分之……”我用左手重重甩了他一巴掌：“你给我住口！你都这样回答别人的父母吗！什么是机率，机率我会不懂吗？机率就是不能相信的数字！”　　妻子觉得我失控了。她要我回家，说家里也得有人待命准备些什么才行。　　我回到家。　　小孙子的房间空了下来。虽然过一阵子他搬走之后也会空荡荡的，可是我就是不甘心。我走进这个梦幻房间，关上灯，再按一个特别的开关，天花板的星座图微微亮起，而且依照实际的天象缓慢地流动。这是儿子体谅小孙子在城市看不到星星，特地请设计师从国外找来的。　　我想起很多年前一家人晚上开车到竹子湖，儿子跨坐在我的肩上，手里拿着我买给他的星座纸盘，和我一一核对那晚的星空。儿子一直记得这件事？他应该比我更担心小孙子。我有点后悔打了他。　　我躺在小孙子的床上，看着天花板。小孙子每晚都一个人在这张小床上感受他辽阔的宇宙吗？慢慢地我在小床上睡着了。梦里我走在一条笔直的道路，究竟是起点，还是在途中，还是已经要到终点了，我完全分不清楚。可是道路是如此的直，像一条几乎不用定义的线，甚至能感觉到道路锋利的边缘。　　我开始在那条道路上奔跑，恍惚的片刻，想起了关于左手最早的记忆。　　那是终战那年五月的最后一天。忘了是什么原因，那天中午我在路上奔跑，拚命地跑，只想快点回家。远方感觉有股像热带气旋般令人窒息的东西不断靠近过来，几分钟后轰隆几声，两旁的玻璃全被震碎。大家开始喊飞机轰炸，路上都是慌张逃命的人。　　当时我才六岁，看到一个年纪比我还小的小孩。那小孩年纪太小了，看不出是男孩还是女孩，但他似乎与家人走散了，在路上无助地大哭。我伸出左手赶紧拉住他，跟着一群大人躲到附近的大稻埕天主堂避难。可是天主堂还是被炸弹命中，那一刻强大的冲击使得我失去知觉，醒来的时候我的左手还牵着那个陌生的小孩，可是他已经死了。　　如果不是我将他带到天主堂躲避，也许他就不会死。我觉得我的左手是只罪恶的手、不幸的手，我不想再去使用它，它应该像大家的左手一样沉默。　　我成了一个右撇子。　　我觉得有一阵子，应该说好几年，我失去了做人的样子。也就是没有一个做人的态度、做人的本能。我不过问别人的任何事，不介入别人的任何决定。那段时间我处于一个无法定型的状态。我觉得自己像蛇一样，失去了左手也失去了右手，我总以为自己会这样是因为懒惰。一直到我有了事业心，有了决心努力工作支撑一个家庭，才又找回做人的那种感觉。　　一开始还很简单地以为，只是身体经过一阵晃动之后，原本在右边的东西，都跑到左边来。就像那次空袭，全部从左边躲到了右边。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反而像是某个习惯左边的生命，从我的体内诞生，然后逐渐主导了原本已经习惯右边的我。已经不是左右平不平衡的问题，而是有两个我的问题。所以某天我一下子就变成左撇子，然后我就是左撇子了。　　醒来之后，我赶紧到医院。小孙子还在加护病房昏睡。儿子和媳妇一晚没有阖眼，我告诉他们旧家比较近，先载你母亲回去，然后休息一会再过来。我睡过了，换我留在这照顾。　　我到病床旁边，左手握着小孙子的右手。　　过去习惯使用右手的我，像活在一个封闭的几何图形，可是习惯用左手之后，只是从这个几何图形，跳到另一个几何图形罢了。等小孙子醒来，我一定要告诉他，不管用哪只手打开瓶盖，总有一只手要扎扎实实地握住瓶子。这个体会也许太过具体也太过简单了，可是，真的就是如此。　　一个月后的早晨，天还没亮，我又比妻子早起了。先前被左手打乱的生活开始恢复。与其说是恢复，倒不如说我完成了新的平衡。左手依然主导我的每一天，如果身体是轴的话，我已经习惯这种逆时针方向的旋转。在妻子面前，我不再避讳使用我的左手，她对于我这样的改变，只是说“你有力气就好”。　　妻子把小孙子的房间收拾得很干净，星座图依旧在天花板上，只要按下开关就会开始运转。现在儿子一家搬到天母，小孙子康复出院后，也进入了那边的双语幼儿园就读。　　早上是我的读书时间，尤其在早餐之前。一过早上，眼力就逐渐不行了，非得戴上老花眼镜不可。不过与其说是看书，实际上我都看杂志。书的排版太密，杂志的内容通常会搭配图片。　　一个小时后，妻子起床了，天空像有只巨大的猫缓慢地睁开它蓝色的眼睛。妻子见我坐在客厅沙发上看杂志，一如既往地说，你起床了啊，开始接手我洗好的生菜和水果，为我们俩准备早餐。

像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早晨，我发现了我不可思议的左手。　　清晨四点半，拉开落地窗，仍旧是一片无法聚焦的黑暗。窗外的一切无声地移动，事实上窗内也是没有声音的，每样东西都站定在原本的位子上，静静地过了一整夜。　　妻子还在睡。我年轻的时候很懒惰，后来到了不得不照顾身体的年纪，发现只要以妻子为目标，什么都不用思考，只要比她勤劳就可以达到养生的效果，就能活得更久一点，甚至活得比她久。从此以后，我比她早起，吃完饭比她早洗碗，任何事都抢先去做。可是我不会全部处理，我只是先做一部分，或者做一半之后就不做了，剩下的还是交给妻子去完成。　　不过今早当我走到浴室盥洗，把冷水打在脸上的时候，我感觉远方隐约有什么东西在沸腾，慢慢地靠近，然后像巨大的蝉声在天亮之前从窗外震动进来。虽然那声音很快就平息了，但我连脸都还没擦干就赶紧走回房里，问妻子有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　　她一如既往地说，你起床了啊，表示什么也没听到，接着起身到厨房，为一家人准备早餐。她先为我端来一碗温热的豆浆，放在客厅桌上。我不停地以汤匙搅拌豆浆，沉思那个声音。或许是地鸣吧。我拿起遥控器打开电视，紧盯着新闻台，包括国外的CNN、BBC，然而都没有任何关于地震的消息。　　大约过了一小时，儿子和媳妇起床。像事先商量好的一样，他们总是一起从房间开门出来。儿子高大又安静，有他爷爷的体格，他照例在餐桌上打开他的笔记本电脑收信。媳妇则去帮妻子，不过通常妻子已经快准备好每件事。没多久，四岁小孙子也起床了，他有早起的好习惯，儿子为他打造了一个专属的梦幻房间，堆满玩具和童书。不过我还是觉得，这年纪的小孩就该跟妈妈一起睡，而不是爸妈每天睡一起。　　我们开始用餐。自从小孙子出生后，一家人都过着这样的早晨。　　“爷爷好厉害。”小孙子看我用筷子夹起一颗土豆，“爷爷，你为什么跟大家拿不同边？”　　这时我才意识到筷子是在我的左手上，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地看着自己的左手。全家人都是右撇子，儿子是医生，他一定看到了吧，看到我用左手拿筷子了吧。果然他问我了。　　　　“爸，右手不舒服吗？是关节发炎？还是肌腱发炎？”说完儿子已经挽起衣袖要帮我看看。　　我怎会懂得关节发炎跟肌腱发炎的区别？而且即使右手废了，也不代表左手就可以俐落地拿筷子。关键在于左手，而不是右手，怎么连这点逻辑都搞不清楚。　　我将筷子换回右手，顺便夹了几道菜试试，并无任何不妥。　　“没什么。刚刚喝豆浆，右手有些烫到罢了。”　　妻子和媳妇随即继续她们的话题，她们每天无话不谈，反而更像一对母女。平时不太说话的儿子，也被她们聊的内容吸引过去。此时我的注意力全在我的左手上，这个时候我还没发现自己身上的变化，不晓得左手已经开始了无法逆转的过程。我真正了解我的左手，也是从今天开始。　　饭后我还是有点担心，在客厅反复做一些伸展动作。儿子出门到荣总看诊前，我向他询问中风的症状。　　“会麻痹、晕眩、恶心、复视、视力模糊、走路困难、行动迟缓、一边身体软弱、流口水、说话不清楚或听不懂别人说的话、丧失时间感和空间感，各种症状不一而足，会因出血部位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症状。爸，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他站在玄关说，并提醒媳妇在家要注意我的情况。　　“也不是不舒服，只是觉得年纪大了多少该注意点。”我说。　　儿子像背书一样念了一整串症状给我，还是觉得话不投机，但我好像听到关键词了：“一边身体软弱”。我回到房间的桌子前，假装伏案，右手和以前一样能流畅地写字。我放下笔，右手拿起一叠书，力气也没有减弱，告诉自己别太在意。　　不过当我又看着晾在桌上的笔时，心想还是尝试看看，或许会知难而退，结果却极其自然的，我第一次用左手写出我的名字。那感觉真是不可思议，虽然和右手的笔迹完全不同，却同样整齐、迅速，有自己的结构原则，就像是另一个人写出来的字一样。接着左手写其他字也都没问题。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还是不经意地用左手拿起筷子，当下发现后赶紧将筷子递给了右手，这次家人则没注意到我的异样。我一边咀嚼，一边详细推敲身体每个部位最近的情况，没办法专心吃饭，因此有些腹胀。　　下午妻子和媳妇一起到复兴南路的Sogo百货，去逛超市，她们对琳琅满目的食材总有浓厚的兴趣。我则留在家看小孙子。他在客厅的地板上玩一只暴龙。原来暴龙一只手只有两根指头，如果暴龙也会数数的话，大概是四进位的吧，只需要0、1、2、3四个数字，就能标记所有整数。DNA的编码就是四进位制。　　我开始冷静下来，终于有自己的时间可以好好处理左手的问题。我坐在客厅沙发仔细回想，从前阵子开始，似乎已经有征兆。比如背上一个过去双手都抓不到痒的地方，现在左手可以轻易抓痒;还有以前都用右手扭干毛巾，现在用左手扭干还比较顺;今天也是左手拿汤匙喝豆浆，左手拿遥控器转台。　　我的右手没有退化，若真想用右手，还是可以正常使用。右手依旧维持过去的水平，只是左手变得更为主动罢了。这样的左手就好像天上的什么突然降临到我身上一样，当然不是我的一部分。我原本的左手被换掉了，被换成某个左撇子的左手。我得赶快找回我平凡的左手才行。甚至不只是左手，我感觉整个左半边都不约而同有了些微的变化，身体的支点在往左偏移。　　晚餐前家人陆续回来，妻子和媳妇今天从超市买了不少生鲜，逐一煮好端上桌。我左手舀起汤，看到了几片肉;我把汤匙放下，肉片就又沉下去。　　以前传统市场直接陈列许多动物的尸体，虽然卫生条件堪虑，但起码让人知道食物是怎么来的。现在动物都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被一种高度文明的手段给仔细地处理了，超市架上只放着一盘一盘整齐干净的食材。也许正因为生活中缺乏关于死亡的启蒙，我们变得不珍惜食物，也不珍惜生命，取而代之的是轻易的死、残忍的死、数据的死、艺术的死，填补我们对死亡的想像。 　　小时候的双连老家，还有整片的稻田和沟渠，我经常在那里目睹生命的代谢。门口拴的老狗，破壳而出的小鸡，田埂踩碎的蜗牛，屋檐下张嘴的燕子，天空下死去的老鹰。我曾送走了祖父母，送走了父母，现在我也要送走自己了吗？我是否行将就木了？左手的情况也许是种回光反照。整晚我都想着这些事情。　　第二日，我照样比妻子早起，天也还没亮。我得尽快在家人都起床前了解左手“复原”了没有。从盥洗、如厕、刷牙，简单热了豆浆，到最后决定一个人先吃早餐，整个过程左手都不断采取主动，而右手就像是个安安静静的家伙在一旁静默着。于是我带着和昨天一样疑惑不解的心情，迎接家人起床。　　他们吃早餐的时候，我站在客厅，看着落地窗外缓慢移动的车子。距离越远，看过去就越缓慢。我回答妻子说，起床太饿所以先吃了。儿子听到后，边嚼饭边肯定我说，“爸这么做就对了，饿了就别忍耐，对胃比较好，尤其早餐，都空腹六七个小时了。”我不想回话，静静看着窗外。　　下午到附近的仁爱国中运动。我一边在操场走着一边望着白天的月亮，心想没有比它还孤独的了。我顺便问了几位同辈的邻居，有没有左手突然变得好使的情况。　　一位绑马尾，几乎每天都来运动的高壮老汉，他一边拿毛巾擦汗一边说，年轻时做过粗重活，老了神经发炎，右手的拇指无法弯曲，连绑橡皮筋还得用左手绑。他说自己现在也很依赖左手。　　另一位卧蚕有疤痕的老太太说，她洗肉粽叶，都要把头尾剪掉，不然容易藏污纳垢，但一直用右手剪，手会酸，速度也会越来越慢，所以想到换左手剪，这样就可以剪很快不用休息。　　可是这些都不是我的情况。我没有刻意训练左手，右手也没有受伤或退化，唯一的变化就只是，左手现在也能做右手所做过的任何事。　　我曾经从事相当倚赖右手的工作，很简单，就是算数。所谓的“工程数学”就是一些连建筑师、工程师都觉得复杂的计算问题，他们先填好数据，然后交给我们商社来处理。举凡电梯、吊车、隧道的负重安全系数，建筑物的建蔽率、容积率，或者车床、模具的精准对接，交通工具的流力、压力、G力、摩擦力等等。总括来说，我的工作就是去找出物体的“临界点”，只有知道了“临界点”，才能去估量这个物体的实用性和商业性。在十大建设的年代，我们商社赚进不少钱，海内外很多知名的建筑物，都曾经只是我们桌子前的一堆数字。　　1970年代计算器开始普遍之前，数学再好，也只能心算、笔算或者选择速度更快的珠算。之后当我看到后辈使用计算机很快算出各个工程项目时，我知道自己该退休了。透过计算机计算确实更快速安全，我没有理由占据位子。工作了那么多年，对于“获得”什么正解我已经厌倦了，我想要的是无法估量的“感受”。有时候我获得很多，却没有任何的感受;而有时候我感受到很多，却什么也没有获得。　　我有自己对数字的品味，总之不是那种会说出“质数是不受任何支配的完全独立的数”或是“虚数是严谨的虚无”的那种算数者。我更在乎数字的实用性，而不是数字的哲学意义。数字就是数字，对我来说只是如此。　　现在一家人所住的大楼，是我退休前接的最后一笔工程。这栋大楼也是我用最高标准去计算检测的大楼，到现在还记得每个角落的向量、梁柱比、钢骨结构的参数，一切都像是昨天才计算过的一样。　　回到家之后，我想着今天操场的事。也许就像一场运动竞赛，左右手从我们出生后就开始较劲，都想胜过另一方主导对方。我目前的状态，就只是左手终于等到它胜出的那一刻罢了。也许很多人的寿命，都还不够等到这一刻的出现。我试图这样安慰自己。　　可是右手怎么这么安分，安分到都忘了它的存在。　　洗澡前我对着连身镜，不断往镜子的里头瞧。左手右手，左脚右脚，左边的身体，右边的身体。除了老了一点，都还是我的身体。　　一个礼拜后，我决定到大医院检查。这阵子不断被迫去适应我的左手，生活上的左右失衡已经让我失眠。我害怕左手会在我睡着后不自觉地活动起来，去做它任何想做的事。甚至手这种东西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都已经让我产生困惑。我甚至悲观地认为，我已经失去了原本的左手，现在是两只右手。　　脑神经内科的医生告诉我，有一种“异己手综合症”，通常发生在大脑受损或者遭到感染之后，症状是其中一只手会做出不受意识控制的动作，甚至和意识的命令唱反调。就像右手正在写信，左手开始把信撕掉;或者右手正在按电话号码，左手就把电话挂上。医生停顿下来，看着我的左手。他说，虽然我的左手因不名原因变得更加灵活，但由于我是“有意识地使用左手”，尚不能视为一种病理表现，必须详细检查之后才可以判断。　　我平躺在一张床上，被送进核磁共振的管状结构中，类似烤竹筒饭发出的劈啪声，机械的噪音如同经文缠绕全身，像正在进行一场驱邪仪式。我更笃定我的左手现在是个魔鬼，旁门左道的异类，我一定要想办法把它从我的身上驱逐出去！　　等待报告的过程相当难熬。如果突然变成左撇子是某种潜在疾病的征兆，那么现在的我其实已相当危险了。长久以来我都恐惧一种东西，死亡。除了阿爸阿母很早就往生了以外，之后我的家人和周遭的朋友，每一位都还健在。也就是说，死亡这种悲剧性的东西，已经很久被挡在我的生活圈外了。可是，这就好像所有人都站在悬崖边上，终究有人会先往前跨一步吧？悬崖本身什么都不用做，一切就会持续进行。谁会先离开？谁目前最可能离开？这种还没有人死却又必然会有人死的设定，简直是个恐怖平衡。　　我持续睡不好。每当失眠，就会感觉到身旁的人活生生地呼吸着。如果对方是顽强的符合生命韵律地活着，那么自己现在又是什么情况？失眠就是这样的状态。看着妻子睡着的样子，我怜悯我们两个。　　我在马祖当了三年兵回来，进入前辈介绍的工程计算商社，因而认识了妻子。妻子是一个人来台湾，在大陆时她就已经是孤儿，因此三通后也从未回去。她曾对我说，自己是真的什么也没有地来到这个世界上。虽然苦过一阵子，但后来她很幸运地被社长夫人认作干妹，在商社帮忙递件还有“管纸”。不管是绘图还是计算，商社每天都耗费大量的纸，那时候社内很多人追求她，由于我经常把算过的白报纸用橡皮擦干净后反复使用，于是妻子开始注意到我。 　　刚交往的日子，我把每个式子都写得很漂亮，算数对我而言变成类似素描般浪漫的东西。我想在那时候，数学被我放逐了，在没有生命的地方没有生命地自动运算着。可是结婚之后这些数字又全部回来了，从工作到家庭都紧跟着我，就像是组成我身体密度的东西一样。退休后我有比较多的时间和妻子互动，大概除了新婚前后，就是现在两个人感情最好。世界上最了解我的人也确实是妻子。　　检查的事我并未让家人知道，打算等报告出来，有个结果后再告诉他们，免得妻子这段时间陪我操烦。几次她半夜醒来看我没睡，问我是不是哪不舒服了？这年纪最常被问的，就是哪不舒服吧。可是妻子不会像儿子一样很有条理地设想好每一步，她只会在没有开灯的房间，挪移身子靠近我，然后什么也不再多说。　　妻子睡着后，我的左手连同那些负面的想法重新热络起来。死亡是怎样的一种东西？一个动作、一件物体、一块地方，或者只是一堆数字。现代医学确实使人类的平均寿命延长了三四十年，可是这个漂亮的数据其实是大量减少了早夭的婴幼儿，也就是说成年后的平均寿命，很可能只是有限地增加几年而已。一想到这里，黑夜就从遥远的地方透过窗子进来，真正吞噬了我。　　几次我已经做好准备，等待最糟糕的结果。候诊区内，我看着自己的掌纹，双手极不协调，右手的生命线很长，左手却相对的非常短。它总是在不断加深我的不安。然而，随着检验报告一一出炉，我反而疑惑不解。医生统整各项数据之后告诉我，不管是脑部还是其他检查，全都正常，左手的问题很可能只是心理因素。　　可是为什么左手的肌肉和骨架也有跟着调整的感觉？我急着问。心理因素的说法显然说不过去。医生拿下口罩说，人的身体还有许多医学尚不清楚的机制，病患太有科学精神，对身体的每个现象都要追根究底，只是增添不必要的烦恼。　　看来我试图从医院找出变成左撇子的原因，是行不通了。不过至少可以确定没有立即的生命危险，这是现代医学可以老老实实回答我的。从医院回来后，我照医生的建议，将左手的问题转往别的方向寻求解答。如果不是疾病，会是遗传吗？从小我身体较差，有气喘的毛病，上小学才逐渐好转。阿母讲过，我对数学的兴趣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虽然我有点年纪，但从来没受过日本教育，是“光复”后第一届的小学生。那时我发现只要数学好，即使国语不好，师长们也不会苛责你。逐渐地，我在数学之中，不需要任何语言，各种和语言有关的问题和纷争，在我身上都不重要了。所以我的求学生涯，从未遇到什么无礼或者不可忍受的事情。　　身为长子，常要教阿弟们功课，我还记得他们右手拿笔的样子。下午打电话给久未联络的三个弟弟，他们也都退休在家，很快就接了电话。一开始都不太明白我想说什么，最后我不得不说，是为了孙子惯用手的问题在烦恼，这才聊开来。他们仍然是右撇子。我又问，家族中有谁是左撇子吗？但我们实在想不出有谁了，那些我不太熟的侄儿侄女，还有他们更小的小孩，也都不是。　　我们还聊了很多事，小时候彼此感情很好，远比现在我和儿子之间的相处好太多了。只是建立新家庭，难免要淡出原本的家庭。我是家中最晚婚的，他们一个个结婚后，虽然还是常见面，但总感觉彼此之间，已经在火车站说过莎唷那啦。　　我们都记得阿爸是右撇子。他是火车站的聘工，总是右手拿着榔头，在铁支路上巡逻。当阿爸高大健壮的时候，日本人对他视而不见，警察和消防都没考上。大战开始后，即使战事再吃紧，日本人也从未征召过他。战后第二年他就过世了，显然日本人是对的，阿爸有肺结核。　　阿母也是右撇子，我一直记得她抱着阿弟的姿势，还有她右手拿菜刀撮米酒瓶盖，边炒菜边和我们说这样比较好洒米酒。为了把我们养大，她辛苦工作，在我从台北工专毕业那年，她突然病倒，很快就离开了我们。我们四兄弟各差一岁，差不多都可以开始找工作过活了。他们都和父亲一样有健壮的体格，也打拚出不愧对自己的人生。　　儿子自我为中心的个性，可能和独生子有关。他这方面像我，但没有我和这么多兄弟相处的经验。让儿子一个人长大，是我和妻子对他的亏欠。我也想过如果我们多生几个的话，那感觉就比较像爱自己，而不是爱自己的子女。失去了一个孩子，幸好还有其他孩子，兄弟姊妹之间就像是彼此的替代品，这种补偿心态是我难以认同的。所以我接受了只有一个孩子，然后只爱这个孩子。　　正因为父母过世得早，当然我就不可能见过父母逐渐变老的模样，也就不太清楚所谓的“老”是一个怎样的过程。也就是说关于“老”这件事，我从未被教育过。人是怎么变老的？我只能笨拙地透过自己身体的感受来理解。　　现在我比较欣慰的，就是我的老化、我的病痛、甚至我的死亡，可以让子女日后面对这些人生必然经历的不幸时，有一个参照的前例。　　可是最近他们夫妻打算搬出去，这让我有些措手不及。　　“能看着爸妈变老，好像也很不错。”昨晚用餐时，儿子有感而发。媳妇沿着这个话题，提到他们最近开始到天母看房子。　　她觉得住在敦化南路距离荣总太远，先生每天上班不方便，希望能就近搬到天母，而且那边的私立小学都是双语教学，或至少加长了英语课的时数，对小孩的教育会比较好。她对我和妻子说：“一家人还是住在台北啊，开车啦，或是搭捷运，很快就到了嘛。我们也会常回来看爸妈。”　　我知道他们任何事早在房里商量过了，媳妇的意思就是儿子的意思。他们大概也已经先问过妻子的意思，妻子也不反对，一直和我说确实见面还是很方便。　　媳妇有一种新时代女性的自信，就像杂志上刊登的那样，一切现在认为好的事情，只要她知道的就会去做。儿子同样西装笔挺，任何一件穿在身上的衣裤，他尽量是自己处理，随时随地都像刚烫过一样，可以明显看到那条熨斗的褶线。他很细心打理自己。　　他们都爱自己，丝毫不委屈自己，每次努力完都会犒赏自己。我相信他们会是同辈眼中最好的朋友，最好的倾听者，有什么活动都不缺席。也就是说，他们这一代的人吧，同辈之间的互动相当紧密，可是却与上下年龄层的人切割开来。 　　过去我也对自己的穿著很讲究。不过退休以后，我不再像青壮时那样，把所有的钱都花在自己和家人身上。我反而愿意拿出更多钱去帮助别人。以前觉得要帮助一个人，应该要给他钓竿，而不是钱。可是现在我会直接捐款。钱是一种中介物，不介入彼此的任何方面，对对方反而是一种尊重。教导别人一套谋生的方法，太自大了，每个人的困境只能自己去突破。　　他们表示已经有看到喜欢的房子，现在又像在等待我的答案，好像非知道我对于搬家的看法不可。他们也给了我和妻子一个小孙子，或许他们还年轻只是想要有自己的生活空间，我想我没有理由阻挡他们。　　这阵子我的注意力一直放在左手上。就像是身体内有无数的沙包，原本这些沙包放在右边，但有一种极小的工人每天搬一点搬一点，从右边搬到左边，无时无刻地进行，终于在我七十三岁的时候，完成了左右对调的工程。可是，我忽略了儿子和媳妇，也每天一点一点地搬离这个家。偶尔我会注意到原本该在哪个位置的东西，怎么不见了。妻子就会提醒我，儿子拿到新家去了。　　家里的摆设，我最喜欢客厅那台Dyson无叶片风扇，今年夏天整天吹着它。我常捏小孙子的脸颊，他也敏感地发现了我身体上的变化。小孙子说：“以前都是这边比较痛，现在是另一边比较痛。”他思考了一下，“爷爷现在左手比右手还有力气。”事实上“捏脸颊”对两手而言，都只要花一点点力气就可以轻松做到，而小孙子的脸居然能感受到这么细微的差别。　　先有小孩才有父亲，这比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好解决多了。没有小孩以前，我们都是孩子。我的儿子让我成为父亲，我的小孙子让我的儿子成为父亲，也让我成为爷爷。　　“爷爷我们来比腕力。”小孙子突然说。　　“那你用两只手，我用左手让你。”我顿了一下回答。　　“好啊，爷爷跟我一样趴下来。”　　“那要开始啰。”我弯下身子，趴在地毯上，“爷爷不可思议的左手来啰。”　　小孙子是真的想用全部的力气扳倒我的左手，几次之后他就累了，很快地躺在地上睡着了。更准确地说，是睡在十六楼，他从小在十六楼高的地方长大。　　我站在客厅的落地窗前，眺望午后的台北。十几年前房价还没这么贵，当我接到这个案子，仔细计算过整栋大楼之后，决定退休，用退休金和一半的积蓄买下这里。那时我认为这会是台北最坚固的大楼，一个让全家安身立命的地方。　　这里应该是比什么都美好的地方才对。　　儿子昨晚已经住到天母。他说新家还要布置一阵子，加上装潢的各种异味还没散掉，打算全部安顿好之后再接孩子过去。他一向认为居家设计使得空间的机能变好。我倒觉得，那就像是一个变得很肥厚的方程式。　　妻子把小孙子带回房里睡。我和妻子说，想去附近的诚品书店走走，晚餐前回来。我很快下楼，沿着绿荫的道路，花了二十分钟走到那里。　　我已经逐渐习惯与左手和平共处，接受自己成为左撇子的这个事实。慢慢地我也发现左撇子的好处，比如写直行的中文字不会弄脏纸，合理怀疑中文字是左撇子的发明。不过我在家还是尽量伪装成右撇子，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尤其是面对儿子。　　我从口袋拿出老花眼镜，想找一些关于左撇子的书。就这样，我看到一位年轻店员，蹲在书柜前盘点书籍，左手不停抄写东西。我不自觉地模仿起他的动作，让左手主动去做它想做的事，随意地拿起书，写点什么在记事本上。我发现当我在人群里，反而能自由自在使用我的左手。　　平时是因为和家人互动，所以习惯的改变才让我这么不自在吗？家人的眼睛像配了一副放大镜，把彼此都放大了。我才想到一个月以来，除了小孙子以外，家人都没有发现我的异状，这其实是多么累的一件事。　　我觉得自己是个越来越坚强的家伙。我得深呼吸，用身体的动作，去打断内心的焦虑。我在书店里不断地使用我的左手。　　我还记得以前右手的感觉，是如此的万能，能灵巧地算数，能丢球，能搬运重物，就像现在的左手一样。但我逐渐忘了以前左手的感觉。我好像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左手”，左手的过去是一片空白。过去的左手，甚至不如现在的右手来得让我关心。也许医生说得对，我的左手的确是心理层面的问题。　　我必须对自己有新的理解。每晚躺在床上，我就会开始尝试了解自己。我想过时间是否加速了。我想时间只是一种脑中的信念，这种信念又使得脑对身体下判断，然后我们全身遵照这个命令开始老化。如果能改变脑中的那个信念，也许能稍微改变我们身上的时间。就像“养生之道”也只是一种信念，而不是真的有什么标准程序。我的养生之道一直以来只有一个原则，就是比我的妻子勤劳。　　年纪大，夜间容易尿频，常得起来上厕所。经过小孙子的房间，他还没关灯，我注意他开灯睡觉有一阵子了。三岁起，他就有自己的房间。媳妇每晚九点准时哄孩子就寝，讲床头故事，等孩子睡着后，才放心回房睡觉，把门锁上。可是，孩子总有半夜醒来的时候吧。任何人都有这样的时候，可能做恶梦，或者被其他声音吵醒。难道教孩子独立，就是教他孤独吗？　　“怎么还开着灯？”我走到小孙子的房间问。“没有开灯我不敢一个人睡。”他看着我，“爷爷，妈咪和爹地这几天住在新家吗？新家的天花板好低，我怕跑到桌子上面跳一跳就撞到头。”他握着我的左手拇指说，“而且我的左手不会写字，也不会拿筷子。”　　“你有右手啊。”我用左手帮小孙子拉上被子，对着他的眼睛说，“还是随时可以回来爷爷家住，就像有左手也有右手，以后有两间房子玩，比只有一间房子还好，还要好。”　　儿子的新家我去看过一次。他刚进医院工作，经济尚未稳固，所以选择较低预算的老屋翻修。只是，他不能忍受和父母一起住，不能忍受通勤，却能忍受挑高这么低的房子，让我感觉到他想搬出去的那股强烈的意图。爸的房子再好，也还是爸的。他也许是这样想。　　当初他们花那么多时间与设计师沟通，亲手为孩子打造的梦幻房间，难道现在也不要了吗？对我们两老而言，许多暗藏巧思的设计就像机关一样。但对他们夫妻来说，拼图也好、积木也好，都不只是玩具，还可以培养空间认知。所以小孙子的梦幻房间里，那些可爱的玩具、玩偶、故事书，都是有目的性的东西吗？ 　　我问过儿子，我怎不记得当初是这样教育你的？儿子反驳说，因为现在没有大自然可以当孩子的老师，所以一切只能够以人为的教育方式来让孩子学习。　　我才意识到，一手将大自然给毁坏掉的，正是从我这一代的人开始，而我又该向上一代的人要回什么呢？　　隔天晚餐到一半，媳妇打电话过来，请我和妻子九点的时候准时说故事给小孙子听。她直说这几天事情太多，都忘了交代这件事。电话中听得出她的忙碌。　　九点一到，我按媳妇说的，先到小孙子的房间选择一本故事书。其实我对童话是有意见的，里面的老人大部分都在作怪，而且常孤独地出现又孤独地离开。最后我选择圣诞老人，除了那是一位老好人以外，我注意到绘本上的圣诞老人，是左手边扛着礼物。　　我开始为小孙子说故事。书的内容是改编过的，与平时的圣诞老人故事有所不同。然而小孙子几次睡着了却又突然抽搐醒来，连续好几次没有办法入睡。我摸他的手臂，相当的烫。我赶紧叫了妻子，同时打电话给儿子。　　我急忙抱起小孙子，搭电梯到地下室开车，沿着忠孝东路，载小孙子到台大医院挂急诊。一路上我不时回头，焦急地看着被妻子抱在怀里的小孙子，但情况似乎越来越糟，到医院前已经陷入昏睡。　　急诊室的医生从口腔、手脚的水泡，加上我描述的症状，等抽血快筛的结果一出来，就判定小孙子是肠病毒重症，必须送入加护病房。　　我和妻子呆坐病房外头。在我小的时候、儿子小的时候，我从来没听过这种专门找上小孩的疾病。不是应该是麻疹、百日咳、小儿麻痹吗？不对，这些都已经被人类解决了。记得新闻常报道，这是新一代婴幼儿流行的传染病，近几年有很多的小孩死于这种疾病，或是终身留下后遗症。这简直像瘟疫一样肆虐台湾！我对妻子说。　　半小时后，儿子媳妇也赶到医院。我起身指责儿子，“你是医生，而且还是小儿科医生，怎么连自己的小孩得了肠病毒也不知道，还给他放到重症才被我这个老头发现！”　　媳妇突然说：“你们都说是你们发现肠病毒，我们都没有发现;可是怎么不说，肠病毒是你们从外面带回来的？”妻子要我别怪媳妇说这些。我们是第一次看到媳妇这么慌乱，她穿了不同双的拖鞋，头发显然才刚洗过。　　儿子戴着医疗用口罩，冷静地回我话：“我们先不要太担心，今年肠病毒重症的死亡率不高，只有百分之……”我用左手重重甩了他一巴掌：“你给我住口！你都这样回答别人的父母吗！什么是机率，机率我会不懂吗？机率就是不能相信的数字！”　　妻子觉得我失控了。她要我回家，说家里也得有人待命准备些什么才行。　　我回到家。　　小孙子的房间空了下来。虽然过一阵子他搬走之后也会空荡荡的，可是我就是不甘心。我走进这个梦幻房间，关上灯，再按一个特别的开关，天花板的星座图微微亮起，而且依照实际的天象缓慢地流动。这是儿子体谅小孙子在城市看不到星星，特地请设计师从国外找来的。　　我想起很多年前一家人晚上开车到竹子湖，儿子跨坐在我的肩上，手里拿着我买给他的星座纸盘，和我一一核对那晚的星空。儿子一直记得这件事？他应该比我更担心小孙子。我有点后悔打了他。　　我躺在小孙子的床上，看着天花板。小孙子每晚都一个人在这张小床上感受他辽阔的宇宙吗？慢慢地我在小床上睡着了。梦里我走在一条笔直的道路，究竟是起点，还是在途中，还是已经要到终点了，我完全分不清楚。可是道路是如此的直，像一条几乎不用定义的线，甚至能感觉到道路锋利的边缘。　　我开始在那条道路上奔跑，恍惚的片刻，想起了关于左手最早的记忆。　　那是终战那年五月的最后一天。忘了是什么原因，那天中午我在路上奔跑，拚命地跑，只想快点回家。远方感觉有股像热带气旋般令人窒息的东西不断靠近过来，几分钟后轰隆几声，两旁的玻璃全被震碎。大家开始喊飞机轰炸，路上都是慌张逃命的人。　　当时我才六岁，看到一个年纪比我还小的小孩。那小孩年纪太小了，看不出是男孩还是女孩，但他似乎与家人走散了，在路上无助地大哭。我伸出左手赶紧拉住他，跟着一群大人躲到附近的大稻埕天主堂避难。可是天主堂还是被炸弹命中，那一刻强大的冲击使得我失去知觉，醒来的时候我的左手还牵着那个陌生的小孩，可是他已经死了。　　如果不是我将他带到天主堂躲避，也许他就不会死。我觉得我的左手是只罪恶的手、不幸的手，我不想再去使用它，它应该像大家的左手一样沉默。　　我成了一个右撇子。　　我觉得有一阵子，应该说好几年，我失去了做人的样子。也就是没有一个做人的态度、做人的本能。我不过问别人的任何事，不介入别人的任何决定。那段时间我处于一个无法定型的状态。我觉得自己像蛇一样，失去了左手也失去了右手，我总以为自己会这样是因为懒惰。一直到我有了事业心，有了决心努力工作支撑一个家庭，才又找回做人的那种感觉。　　一开始还很简单地以为，只是身体经过一阵晃动之后，原本在右边的东西，都跑到左边来。就像那次空袭，全部从左边躲到了右边。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反而像是某个习惯左边的生命，从我的体内诞生，然后逐渐主导了原本已经习惯右边的我。已经不是左右平不平衡的问题，而是有两个我的问题。所以某天我一下子就变成左撇子，然后我就是左撇子了。　　醒来之后，我赶紧到医院。小孙子还在加护病房昏睡。儿子和媳妇一晚没有阖眼，我告诉他们旧家比较近，先载你母亲回去，然后休息一会再过来。我睡过了，换我留在这照顾。　　我到病床旁边，左手握着小孙子的右手。　　过去习惯使用右手的我，像活在一个封闭的几何图形，可是习惯用左手之后，只是从这个几何图形，跳到另一个几何图形罢了。等小孙子醒来，我一定要告诉他，不管用哪只手打开瓶盖，总有一只手要扎扎实实地握住瓶子。这个体会也许太过具体也太过简单了，可是，真的就是如此。　　一个月后的早晨，天还没亮，我又比妻子早起了。先前被左手打乱的生活开始恢复。与其说是恢复，倒不如说我完成了新的平衡。左手依然主导我的每一天，如果身体是轴的话，我已经习惯这种逆时针方向的旋转。在妻子面前，我不再避讳使用我的左手，她对于我这样的改变，只是说“你有力气就好”。　　妻子把小孙子的房间收拾得很干净，星座图依旧在天花板上，只要按下开关就会开始运转。现在儿子一家搬到天母，小孙子康复出院后，也进入了那边的双语幼儿园就读。　　早上是我的读书时间，尤其在早餐之前。一过早上，眼力就逐渐不行了，非得戴上老花眼镜不可。不过与其说是看书，实际上我都看杂志。书的排版太密，杂志的内容通常会搭配图片。　　一个小时后，妻子起床了，天空像有只巨大的猫缓慢地睁开它蓝色的眼睛。妻子见我坐在客厅沙发上看